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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人民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微生物的感性认识，从经验上认识到微生物与疾病的关系，但把认识微生物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教学，开展研究与应用是在西方医学传入后，大约在20世纪初才逐渐发展起来。 此后不久，我国的医科学校都陆续开设了细菌学课程，有的还成立了细菌学研究部，所用教材多为英、美的外文资料。为了适应当时的国情及教学需要，国人也自编或翻译了一些微生物学书籍。如1930年余贺、李涛、汤飞凡译的“秦氏细菌学”；姜白民编的“实用细菌学”；丁福保译的“病原细菌学”；汤尔和译的“近世病原微生物学及免疫学”；鲍监衡译的“细菌诊断法”；孟合理译的“施氏细菌学诊断”；林宗扬编的“细菌学检查法”等。这些书籍都是当时重要的微生物学教材或参考资料，对推动我国微生物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二、微生物学研究和基地的建立 1910年我国东北地区暴发空前的肺鼠疫大流行，死亡六万多人。清朝政府派伍连德前往组织防治。伍连德在防治工作中首先对该病的临床症状、细菌学检查、病理解剖、流行特征等作了全面调查分析，结合他的基础医学知识得出正确结论，制订了严格隔离，焚烧尸体等措施。为了防止患者吐出飞沫中所含鼠疫苗的感染，他创造了在普通纱布口罩中加一层薄丝绸，效果很好，被誉为“伍氏口罩”。大约经过四个月的时间扑灭了这场鼠疫的流行。 1917～1918年东北鼠疫大流行蔓延到内蒙、山西、河北一带，1918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决定筹建专职的防疫部门．1919年3月中央防疫处在北京天坛宣告成立。防疫处的任务是：制定防疫计划与研制疫苗、血清供应需要。从此，天坛中央疫防处(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前身)成为我国微生物学的研究与应用基地。 中央防疫处成立后，我国很多著名的微生物学家都在这里工作过，如林宗扬，陈宗贤、齐长庆、谢少文、汤飞凡、余（氵贺）、黄有为、沈鼎鸿、郭可、朱既明、方纲等。当时开展的研究工作有伤寒、霍乱、痢疾、肺炎、脑膜炎、猩红热、淋病等细菌学方面的研究，供应预防传染病的疫苗和治疗用抗血清。1926年齐长庆从一位天花患者的痂皮分离了一株天花病毒。这株病毒经猴-兔-牛等动物交替传代减毒成为可用于制造牛痘疫苗的毒种，沿用至今，后称该株病毒为“天坛株牛痘病毒”。1931年春袁浚昌从北平卫生事务所捕杀的一只疯狗脑中分离出狂犬病毒，经家免脑内连续传代20代以上演变为固定毒。1933年开始用作制造狂犬疫苗的毒种，这株毒种亦沿用至今，定名为“北京株”狂犬病毒。 我国微生物学研究是以控制传染病为主要内容。从微生物学基地的建立可以反映我国微生物学的发展是以抗感染免疫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如昆明、贵州安顺、兰州、宁夏、西安等地的生物制品基地，都生产疫苗血清制品，主要产品有牛痘苗，伤寒疫苗，霍乱疫苗、狂犬疫苗、抗毒素等。在微生物学的其他方面研究也有不少成就，如魏曦对立次体的研究证实西南地区有恙热立克次体存在。汤飞凡、李振翩从分离菌种开始研究青霉素的制造。总之，我国近代医学微生物学，在抗感染免疫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研制了多种疫苗与抗血清，为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