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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烧、腹泻、四肢无力等一系列病症接踵而来。在此之前，李秀勤连“头疼脑热都很少有过”。她连门都不出，成天躺在床上哭泣，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原本壮实的身体彻底垮了。
她甚至不想再活下去。她的大哥是个村医，她隔三差五就去那儿讨几片安眠药，攒了一大把。一个晚上，她吃掉了所有的药片，可她只是比平时多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她又醒了过来。
这次寻死失败后，李秀勤不甘心。一次去给棉花打农药时，她坐在地头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拿起农药瓶子往嘴里倒。幸而前来帮忙的弟媳一把夺下，劝她要为儿子考虑一下。
在家人的劝说下，这个农妇不再寻死，开始积极找工作。“我得给儿子攒钱，他们要读大学，还要娶媳妇。我走了，他们该怎么活?”她心里想。
在被告知得艾滋病之前，李秀勤在一家毛纺厂做技术员，每月能拿近3000元钱。但这次，当她找到那家工厂的负责人时，对方拒绝了她，因为“她一旦来了，工人们估计都要回家了”。后来，她听说另外一家工厂招工，就去报名，还是因为同样的理由被人拒绝。
杨家红色的大门再次紧闭，李秀勤又过上了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几天下来，大门口就堆积了厚厚的沙土，一踩一个脚印。
时间一长，李秀勤也想出门透透气。有时，她会站到门口，和村里人说说话。不过，对方总和她保持一定距离。有小孩子跑过来，她想摸一摸抱一抱，大人总会一把拽开，不让她碰。每碰到这样的情形，她都会流一通眼泪。
有一次，村里一家办喜事，李秀勤随了份子。吃饭时，她一坐下，同桌的人纷纷找借口离开，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她感觉很没面子，一口没动就走了。
还有一次，她到一个办白事的人家帮忙扯孝布。指甲不小心划破了一个妇女的皮，那个女人暴跳如雷，骂了许多“很难听的话”。她没还一句嘴，还不住给对方说好话。“要是你感染上艾滋病，我把房子卖了养着你。”她对那个妇女说。
后来，她就有意不靠近别人。“我谁都不怨，要怨也只能怨自己。”回忆起这些事，她又哭了起来。
李秀勤曾经是一个“开朗热心”的人。村里一个老人说，以前谁家要有个事，一叫她就来帮忙。她的嘴甜，笑点还低，谁随便讲个笑话，她会“咯咯咯咯”笑个不停。
在村里，她的人缘曾经很好。在被诊断为艾滋病之前，她家经常有人打牌，有时一玩就到深夜。每次，李秀勤都会给他们沏好茶。而如今，“一年也没几个人上门”。李秀勤买了很多一次性纸杯，偶有客人到访，她就用纸杯沏好茶，可很少有人动。
那些装一次性纸杯的塑料袋子，早已辨不清本色，原本白色的墙壁上，挂着一缕一缕的灰尘，房顶的吊灯边上，甚至还有一个燕子窝。长条几上插着两束红色的塑料假花，假花是去年买的，现也落满尘土。厨房的一扇门已经朽烂。几年前，院子的一堵墙壁倒塌，前一个月，杨自辉才雇人垒起来。
“能不能活都不知道，谁还顾得上家。”李秀勤叹了一口气说。
在苦苦煎熬了5年之后，随着一纸新的诊断书，她的命运突然出现了匪夷所思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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